加拿大的道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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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對於中國宗教和中國道教的研究,直到1970年代才形成規模。而當時國際上的中國宗教和道教研究已經是熱點之一了。

中國宗教研究會

1974年在美國宗教學會的中國宗教組開 會時,加拿大的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歐大年教授提出組織成立中國宗教研究會。1975年加拿大學者完成了研究會的組織籌備工作。中國宗教研究會不僅得到許多學科的中國研究專家的承認,而且得到美國宗教學會和亞洲研究協會的批準。中國宗教研究會發起時,只有6個人,過了一年,參加的成員就達到了44人。經過十年,到1987年時,中國宗教研究會的會員就已經達到200人,據說,現已超過300人。參加加拿大的中國宗教研究會的學者,除了加拿大的以外,還有美國、德國、荷蘭、比利時、英國、法國、瑞典、意大利、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澳大利亞、中國、韓國以及中國香港、台灣地區的學者。中國宗教研究會除了自己組織學術活動外,主要是組織會員參加美國宗教學會和亞洲研究協會中國宗教組的活動。

《中國宗教雜誌》

中國宗教研究會創辦了自己的學術陣地。1976年至1977年,出版了《中國宗教研究會會訊》,共三期。1977年至1981年,《會訊》更名為《中國宗教研究會通報》,共六期。從1982年起至今,《通報》更名為《中國宗教雜誌》,每年出版一期。《中國宗教研究會》以發表有關中國宗教的研究論文為主,同時刊載書刊評介,特別是評價一些非英語的論著。除《中國宗教研究會》以外,中國宗教研究會還出版了《會訊》,每年二期,刊登一些讓會員感興趣的學術資訊。

學者

歐大年

在中國宗教研究會和《中國宗教研究會》的活動中,出力最多的當推歐大年。歐大年(Daniel Lee Overmayer,1935-),1957年畢業於韋斯特曼學院,獲文學士學位。1966年獲文學碩士學位。1971年在芝加哥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歐大年長年研究中國宗教,特別重視明清時期的民間秘密宗教。主要著作有《民間佛教:傳統中國晚期的異端教派》、《中國宗教》。

主要論文

《中國民間宗教中的二元論和衝突》、《二者擇一:中國社會中的民間教派》、《寶卷在16至17世紀中國民間宗教文學中的作用和地位之我見》、《明清寶卷在中國宗教文學中的價值》、《中國最古老教派的經文:佛說皇極結果寶卷,1943年》,等等。

包士廉

天主教神父時期

在加拿大的中國宗教研究會和《中國宗教雜誌》中,另一位出力最多的學者是包士廉。包士廉原名朱利安.帕斯(JulianPas),出生於比利時,現任加拿大薩斯喀徹溫大學宗教研究系教授。包士廉原是一名天主教神父。當它獻身天主時,他信仰的天主教的家庭和居住的村鎮,無不為他自豪而歡慶。1959年包士廉受羅馬教廷派遣到台灣傳教,在新竹華語學院學習漢語二年,以後就在台中神學院任教,並在台中一帶進行傳教活動,同中國普通民眾的宗教生活有了密切的接觸。包士廉熱愛中國傳統文化,喜歡研究中國的歷史和哲學。包士廉在回憶這一時期的傳教生活時曾說:「我對於原本認為是絕對真理的一些基本的天主教教義,開始有了懷疑;同時,也對教會的某些規定和原則起疑」,「我對『天主教以外是沒有辦法得救也不能享受到永生』的想法逐漸轉變,而開始感覺到千千萬萬友善的中國人一定有屬於他們自己的信仰,總不可能全部被打下地獄吧」。包士廉為了得到心靈的安寧,「全部的精力貫注在工作和祈禱上,希望能夠克服這類的困難」,但是,「掙扎的結果是白費了;我熱愛跟台灣的漢人一起工作,同時感覺到我的理想與奮鬥根本不切實際」。於是,在1966年,包士廉回到了比利時,決定不再做一名天主教傳教士。經過一段時間的等候,羅馬教廷批准他離職。

成為道教研究學者

接著,包士廉和他的台灣的未婚妻結了婚,移居加拿大,攻讀「比較宗教學」的博士學位,並在加拿大中西部的薩斯喀通市開始教學生涯。1975年,包士廉應邀赴台灣的東海大學任教,同年在台中拜道士林正祺為師,開始入道門研習道教經典和科儀。1978年,台灣的張源先在台中城隍廟為包士廉舉行了授「三五都功」經籙的奏職儀式,包士廉遂成為又一名正式授職授籙的外國道士。1984年,包士廉曾到中國大陸考察,1985年,他還參加了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國際道教儀軌和音樂的研討會。1994年至1995年,包士廉又赴台灣考察中國宗教的發展狀況,他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因此,文化背景主要是根據中國大陸而來」。

主要著作

《道教書目選》、《再論中國宗教》、《莊子的文章》、《新光的象徵:道教分燈科儀與基督教復活節燭光聖化的比較研究》、《消災儀式》、《導論:轉變中的中國宗教》、《道觀禮拜和民間宗教的復興》、《地獄遊記:一個赴地獄法庭神秘遊歷的新報告》、《中國新年賀卡中的宗教色彩》等,主編了論文集《今日中國之宗教》,與人合作翻譯了法國羅比萘教授的著作《道士的存思》等。

近年來,包士廉作為中國宗教研究會的副主席和《中國宗教雜誌》的主編,在組織學術活動和編輯、出版、發行等工作方面花費了大量心血,對於推動加拿大的漢學研究和道教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包士廉的學術興趣是多方面的。他的研究牽涉到中國宗教文化的許多領欄位。到過包士廉在加拿大的居所的人都說,包士廉的家就是一個中國民俗宗教文化的博物館。正如他一直說的,他熱愛中國文化。

研究的代表作

《新光的象徵:道教分燈科儀與基督教復活節燭光聖化的比較研究》和《消災儀式》。前文發表於《英國皇家亞洲協會香港分會雜誌》,後者則是包士廉參加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國際道教儀軌及音樂研討會」的論文。《新光的象徵:道教分燈科儀與基督教復活節燭光聖化的比較研究》一文分為四個部分:

  1. 道教分燈科儀
  2. 基督教的火祭和復活節的蠟燭
  3. 比較和對照要點
  4. 假設和結論

在有關道教分燈科儀的敘述中,包士廉成分採用了美國夏威夷大學蘇海涵教授和法國高等研究院的施舟人教授的研究成果,分析了分燈科儀的意義和儀式構成。在「基督教的火祭和復活節的蠟燭」中,包士廉根據基督教的經典和神學家的闡述,分析了基督教儀式的過程。

在「比較和對照要點」中,包士廉從五個方面比較兩個宗教的兩中儀式,這五個方面是:

  1. 儀式的標簽
  2. 取得新火的方法
  3. 三位一體的程式
  4. 光明的行進和禮拜儀式的構造

對於文章採用的比較方法,包士廉有個敘述,「光明象徵在它的各個方面就象是一個模型。與其一樣的是水的象徵,在宗教和人類學文獻中,水的象徵也是常見的重複出現的主題之一。在二元系統之中,光明和黑暗之間有時是涇渭分明的。光明被視作神聖的散射,它是神聖、純潔和生命的象徵。黑暗則是罪惡、妖魔、污穢和死亡的象徵」。

包士廉選擇道教分燈科儀和基督教復活節燭光聖化儀式進行比較,就是因為這兩個儀式都使用新火和新光,都屬於光明象徵的模型的產物。包士廉認為光明象徵可以從許多不同的角度進行討論,不過,他「喜歡從兩個明顯沒有聯繫的禮拜儀式傳統中找到一個特別的主題:它們不僅呈現於我們一個明顯類似的事物,而且無論在意義方面或者在儀式的具體表現上都非常相似的。一個例子就是道教的分燈科儀,第二個例子就是在復活節星期日的前夜天主教的復活燭光作為新火獻祭組成的儀式」。

包士廉這一比較方法、比較物件和比較的切入點選擇,應該說,都是合理的、有意義的。

這一比較的結果,自然就是在「假設和結論」部分的第一個結論,「首先是儀式本身,在它的原初意義上,那就是,太陽給予生命力量的慶典,在春分之日萬物回到勝利成長的過程中。這個儀式必須被視作一個原始模型,並且在每個主要傳統中完全可以作為一個獨立的現象給以解釋」。以光明象徵作為模型,在地中海文明傳統中和在黃河文明傳統中發現兩個意義類似和儀式過程類似的獨立的現象,這樣一種比較研究的本身,就給世界宗教人類學研究增添了有價值的內容。

不過,在「假設和結論」部分,包士廉又提出第二個結論:「一個歷史的假設是基督教影響過道教的分燈科儀」。這個歷史的假說無疑是過分大膽了,因此,國際學術界很少有人響應。對於分燈科儀作過認真研究的蘇海涵和施舟人,也是出身於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家庭。他們對於基督教復活節的儀式和地中海文化傳統也是十分熟悉的。

估計他們無論如何不會贊成道教分燈科儀受到基督教影響的說法。根據考古和文獻資料,基督教確實在唐代曾經傳入我國,但是景教對中國社會和中國民眾的宗教生活影響並不大。沒有材料可以作為景教儀式影響道教科儀的依據。因此,包士廉的「歷史的假設」也只能是大膽的歷史假設,而並非是歷史的真實。不過,對於文章的第一個結論,對於包士廉的比較研究、對照和分析,人們仍然會有興趣,因為它敘述在人類文明的不同傳統中生活的人們,他們都把追求光明的願望融化到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之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追求光明的象徵系統和儀式行為,並且世世代代寄託著自己對於光明的理想和對於黑暗的詛咒。

秦家懿

秦家懿(Julia Ching,1934-)是中國江蘇無錫人,出生上海,現為多倫多大學的中國哲學教授,專治宋明理學。

主要著作

《中國宗教與基督教》(與漢斯.孔合著)、《王陽明「四句教」之善》、《朱熹與道教》。其中《朱熹與道教》一文是秦家懿來華參加朱熹學術思想討論會的論文,文章主要研究朱熹「他對於道教的認識與評價,與道教對於他的影響」。秦家懿認為「朱熹對於老莊的批評,不及他對於佛教(尤其禪宗)的責斥」,「朱熹一方面,承認正當的『鬼神』,可受官家的祭祀。

另一方面,又亟力反對『淫祀』(不合法的祠廟)與其所尊的鬼神」。「朱熹並不全盤反對長生之術,不過也確是有所保留」。從這些方面看,朱熹並未全盤否定道教。秦家懿又指出朱熹批評道教不看老莊之書,批評道教模仿佛教的「三身」而衍生「三清」,批評道教置「老子」於昊天上帝之上,等等。從這些方面看,朱熹批評道教頗有恨鐵不成鋼的意味。至於道教對朱熹的影響,秦家懿認為朱熹「他的宇宙論,實有得自道家與道教的地方。雖然他也加以改造,並加強道教所說的話的哲理性。又將它與自己的其它學說,連貫起來。另外,他又整理了《道藏》的兩本書,為道教的研究也作了貢獻」。秦家懿說的兩本書,就是指《周易參同契考異》和《陰符經考異》。令人感興趣的《周易參同契考異》的作者署名為「空同道士」。秦家懿認為「『空同道士』的標簽,有何意義,筆者不敢斷言。但是,我大致認為,『空同』可能是表示朱熹並非『真道士』的意思」。以「空同道士」為假道士,這也是諸種解釋中的一種。

冉雲華

冉雲華(JanYun-hua,1923-),出生於中國四川省。1948年四川大學畢業,獲學士學位。1946年在印度的維斯瓦巴賴提大學獲得宗教學博士學位。1967年在加拿大的麥克馬斯特大學宗教研究系任助理教授,1969年任副教授,1976年任教授,麥克馬斯特大學宗教研究系主任。退休後,被授予榮譽退休教授稱號。1979年以後,冉雲華多次訪問過祖國大陸,同中國社會科學院、各地方社會科學院以及北京大學、四川大學等有學術交流往來。冉雲華熱愛祖國文化,態度友好,觀點客觀公允。

對中國道教研究的觀點

1991年12月21日,在台灣「行政院」陸委會主辦的「兩岸宗教與文化交流學術研討會」上,冉雲華應邀就「兩岸宗教文化與目前學術交流」作了即席的主題演講。演講說到「大陸學者們做的事情,從學術界來講,主要地做了一些基礎工作。這些基礎工作,不只是對未來大陸的學術打下了一個基礎,就是對我們在海外、台灣,也有可以借鏡之處」。冉雲華說到的基礎工作,包括有大型工具書的編寫,大部頭宗教文獻總集的編印,一些重要的研究著作如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和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的出版,以及對少數民族宗教的調查研究工作。對於這些基礎工作,冉雲華感慨「就有這麼多的成就」,其中某些研究「也許大陸現在是領先,甚至於超過日本」。而所謂「借鏡之處」,正是對台灣學術界追求「標新立異」和「譁眾取寵」的不良學風的批評。

早期對佛教的研究

冉雲華的宗教研究初期著重於佛教,大約從1970年代起就陸續有研究道教的論文見世。他的主要著作有《公元581至906年的中國佛教編年史》、《中國佛教的變遷》、《唐時期有關印度的佛教》等等。

主要論文

《道的問題和〈道德經〉》、《道教帛書簡目》、《道教的帛書》、《道原或道:起源》、《道,原則和法律》、《作為佛性的思想:佛教禪宗的完全純粹的概念》、《中國的宗教狀況和佛道教研究》、《北宗禪籍拾遺 ── 記寂和尚偈》、《敦煌文獻中的「無念」思想》、《文化事物和宗教同一:研究道教之神一例》、《人與宇宙之溝通:道教音樂的哲學基礎》、《近年來中國的宗教研究的研究成果》、《黃老道中人的本質及其宇宙基礎》等等。冉雲華的著作和論文,大部分是用語文寫作的。

道教研究論文

《人與宇宙之溝通:道教音樂的哲學基礎》。這篇英文論文是冉雲華參加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的「國際道教儀軌及音樂研討會」發表的論文。在論文的一開頭,冉雲華就說到,「和中國文化的其它部分相比較,道教音樂是研究得最少的,而這個音樂的哲學意義在當代學者中甚至沒有觸及過。這樣一種落後的原因,令人遺憾的,部分是因為現在學術界討論道教哲學,所注意到的時常首先只是哲學著作,例如:《老子》和《莊子》,而對於音樂則視其為非文化的所以不感興趣。另外,在那些著名的道教研究著作中,作者雖然知道音樂作為宗教儀式的一個完整的部分,不過對於它的哲學意義卻很少有人提出問題。本文以《太平經》中有關音樂的部分作為一個例子來敘述,這表明當代學術界幾十年來已經注意到這些經文,卻至今沒有一個人研究過這些已經發表了的材料」。冉雲華發出這樣的感慨是有道理的,因為他的文章並沒有甚麼新的獨家佔有的材料。文章引用的全部材料就是二十餘年前出版的《太平經合校》。冉雲華集中討論的就是《太平經合校》的卷一百十六的「某訣第二百四」,在中華書局版的629頁至646頁。此訣的要旨就是「音樂當所動發前後得天地人心意以致太平除災奸致和氣」。

對《太平經》的音樂哲學研究的結論

「《太平經》認為音樂是快樂的表示。音樂在本質上是一種有聲的藝術和善事。快樂是健康的生命,它不僅在世界和宇宙中存在,並且滲透到所有的物體和事情之中,也就是自然的現象。聲音和旋律是音樂『說話的語言』,和諧在音樂中是關鍵的字眼。和諧的聲音的感染是音樂的力量。當快樂通過音樂的聲音表現出來,聲音有能力讓其它類似的世界生命進入運動,並且因而鼓舞和促使他們變得快樂。當一個人,世界的或者宇宙的,是高興的,那麼整個世界就會分享和參與到這個快樂之中。

人和宇宙之間的橋樑就是由音樂的聲音和力量建立起來的。宗教音樂同其它種類的音樂承擔著某些共同的特徵,它們是聲音的魔力、娛樂和高興。同時,宗教音樂又不同於其它種類的音樂,除去技術熟練外,宗教知識對於建設這座橋樑也是必要的。在橋樑的構建中,或者成功,或者失敗,個人的才能時常是決定性的。這個知識包括有不同生命的分別、助長和遏止。關於這些生命的任何誤解和變動,將不僅導致建設通神的橋樑的失敗,而且甚至有能力給人和世界帶來災難。然而,如果有魔力的音樂由演奏者勝任地和諧地在正確的時間演奏,那麼世界就可能得到和平與繁榮,快樂與好運。通過它的影響,作為其結果,就會獲得和宇宙的交流。這就是《太平經》所說的音樂的目的」。

冉雲華指出,「絕大多數中國文化的學者們都知道,音樂具有影響自然和社會現象的力量。它的力量就是調和天地,包括社會。這一點和古代中國的音樂哲學是相同的。《太平經》在這一點上,同其它中國哲學也是一致的。然而,太平的生命和它們在宇宙中的位置的有形示意,關於條件的強調,音樂的宗教知識,生命的分類及其各自的外表等等,在《太平經》中都是音樂哲學的非常重要的特徵」。冉雲華文章的最後概括說,「簡言之,音樂有力量為人和宇宙架起一座橋樑,這是好事也是有益的。它僅僅是正確的演奏者可能成功的。寧靜、平安、長壽和昌盛是道教音樂的目標。如果我們希望有這樣的事,我們也會去建設這樣一座橋樑,因為這是樂觀的和充滿希望的,而這就是道教的宗教哲學的全部精神所在」。

參考資料

  1. 《國際道教科儀及音樂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1989年,中國香港)
  2. 《關係我》(第56期,高雄市文化院,1995年,台灣高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