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晉南北朝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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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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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晉道教

道教發生於民間,並組織了起義,威脅到統治者,於是從魏晉起,當政者即對道教採取兩手政策,一手限制甚或鎮壓,一手改造和利用。這樣的政策促使道教發生分化,加上士族知識分子的加入道教,使道教隊伍的成分構成出現新的情況,於是道教的一部分從民間走向官方,演變為官方宗教,一部分則繼續活動於民間,組織起事,還有些士族知識分子道徒則隱居山林修道。這是兩晉道教的大體情況。

西晉道教

自黃巾起義失敗後,由於太平道遭殘酷鎮壓,而天師道張魯歸降曹操後獲得高官,與曹氏聯姻,具備了比較有利的傳播條件,所以天師道逐漸流傳到原來太平道活動的地方,並取而代之,傳播南北各地,三國時,曹魏有方術之士甘始、左慈等各有一套道術,這些道術在北方的民眾中有一定的誘惑力。建安二十年(217年)北方瘟疫流行,老百姓都掛起道教的符咒以避疫,可見道教符水治病的傳統在這些地方很深厚。東吳有化名于吉的道士在進行宗教活動,主要是以符水治病,其影響上達宮廷和軍隊將領,下及一般百姓與士兵,終為當政者孫策所殺。還有個叫李寬的道士由蜀入吳,祝水治病,於是避疫的的吏民,依附李為弟子者近千人,升堂入室道術較高的弟子學的是祝水三部符和導引行氣,這些人再轉相傳授,一時徒眾佈滿東吳,動有千許。西晉時,五斗米道在原來太平道活動的地方徐州瑯邪郡已經流行,一些士族大家開始奉道,如王氏、孫氏等。孫氏一族中的孫秀成為趙王倫的心腹寵臣,用天師道幫助趙王倫作亂。西晉末年蜀地六郡流民擁李特為首起義,特死,子李雄繼續率流民戰鬥,青城山道教首領范長生資給其軍糧。李雄破成都後,將范迎到成都,封為丞相;雄稱帝後,又加封范氏為天地太師、西山侯;優待其部曲免除兵役,租稅歸范所有。很顯然,天師道在巴蜀之地的活動一直沒有停止過,其首領保持了張陵、張魯私養部曲、收租稅的習慣。

東晉道教

東晉十六國時,門閥士族信奉道教的家族更多,出現了所謂道教世家,如南方的瑯邪王氏、蘭陵蕭氏、高平郗氏、北方的清河崔氏、京兆韋氏,道教進一步深入上層社會的門庭,成為統治層精神生活的重要組織部分。這時候,南北方都有人托名道士李弘起事,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南北朝。北方有些漢族人士在少數族統治下托言老君治世,具有強烈的民族情緒,他們希望「六夷賓服」,恢復漢族的統治。還有的人期待救世主太上老君降臨,使人們擺脫苦難的命運,「天下大樂」。道教在亂世的苦難民眾中廣泛流傳,給他們一線隱隱約約的希望。東晉末年,五斗米道士孫恩利用道教暴動,這場暴動是在東晉王朝僑遷士族和土著士族矛盾的基礎上發生的,暴動雖然失敗了,但東晉王朝不久也就垮台了。在東漢末到東晉末的短短兩百年中,以道教名義組織的起事如此之多,其中黃巾起義和孫恩暴動竟危及東漢和東晉王朝的生命,這迫使統治者思考對策。

南北朝道教

南北朝的道教,繼續做著改造提高的工作,基本上改造為官方宗教,教理教義有了進一步的充實提高,完成了向所謂「高級宗教」的轉化,社會影響力不斷增加。

這時期,加入道教的士大夫更多了,道教徒中文化水平較高者相對增加,製作道經有了更多的人手。為了提高道教,使之更合士大夫們的口味,以便和佛教抗衡,大量道經湧現。早在葛洪時,據《抱朴子.內篇.遐覽》統計,已有道經六百七十卷、符籙五百餘卷,合一千二百卷。葛洪本人看見二百多卷。葛洪以後又相繼產生《靈寶》、《上清》兩大系統的道經,到劉宋時,陸修靜便能依據這些經書編出《三洞經目錄》,共計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陸修靜模擬佛教《三藏》編纂道經目錄,不僅是對道經作了分類,實際上也是初步做了判教的工作,劃分出三個大的學派。儘管這種工作在他本人是不十分明確的,但其實際效果就是把已經萌芽的道教中對教義有分歧的團體劃分開來,促進了道派的發展。陸修靜以前,產生了不同方法修行的道術及其理論總結,有了不太嚴密的傳授系統,經過陸修靜的編目工作,分別了「三洞」的品級先後高低,學派的意識便明顯強烈起來。陸修靜沒有明確宣布自己贊成哪一派,而是兼收並蓄,所以他之前的幾種道術在其手裡得到集中,又從他手裏擴散出去,各自向獨立方向發展。當然,道教學派之間的界限不像佛教那樣嚴密和明確,它們各有自己的特色,又融合了其他學派的許多內容,這和道教之術雜而多端的總特點是相一致的。

綜觀南北朝道教,南方道教比較注重義理,對道教理論的建設作得更多,和佛教之爭主要是理論之爭,靈寶派上清派組織鬆散,南天師道此時不活躍,很可能在孫恩暴動失敗後受到重創;北方道教比較重視軌儀,發展宗教組織,和佛教之爭主要是政治地位之爭,北天師道一度被統治者抬在佛教之上。然而,不論是南方道教還是北方道教,都經過改造成為官方宗教,完成了道教從民間走向官方的進程。南北朝的道教雖不如佛教陣容龐大,但也編制了大批經典,豐富了神仙長生的理論,具備了一些宗教儀式和清規戒律,形成某些學派,足可與佛教和儒學在思想文化界鼎足而立了。

派別

參考資料

  1. 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二至五章。
  2. 牟鍾鑒等:《道教通論--兼論道家學說》(濟南:齊魯書社,1991),中編,第404至467頁。
  3. 李養正:《道教概說》(北京:中華書局,1989),第59至104頁,
  4. 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第一卷,第三至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