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道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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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

美國是在荷蘭、英國等歐洲國家用軍艦、大炮轟開中國大門以後,才來到中國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的漢學研究或者對中國的研究,比起歐洲要遲了一步。十九世紀中,美國陸續有傳教士來華傳教。其中公理會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於1872年到中國的天津和山東等地傳教,兼任上海的《字林西報》周刊的通訊員。1899年在紐約出版了《中國農村生活:社會學研究》,其中講到農村中的寺廟、宗教和社團以及宗教禮儀生活的情況。

聲奧貝德.西蒙.約翰遜

二十世紀初,加里福尼亞大學博士聲奧貝德.西蒙.約翰遜(ObedSimonJohnson)來華,1928年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的博士論文《中國煉丹術考》,1936年由黃素封翻譯成中文。書名雖稱是「考」,但是材料並不豐富,又缺乏必要的化學知識分析。不過,書中提出歐洲煉丹術來源於中國煉丹術的觀點,並且認為煉丹術與道教思想有著密切關係,煉丹術在古化學和古醫藥學中有重要的地位。

詹姆斯.羅蘭.韋爾

1920年代末,魏魯男作為哈佛燕京學社第一名研究生來華。魏魯男原名詹姆斯.羅蘭.韋爾(JamesRolandWare,1901-),1932年返美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30年代,魏魯男發表了《〈魏書〉和〈隋書〉談道教》,1960年代又發表了《莊子語錄》和《公元320年的中國煉丹術、醫學和宗教:葛洪的〈抱朴子.內篇〉》。後者是目前西方關於《抱朴子.內篇》的較為完善的譯本。

二次大戰時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和大戰期間,素來有漢學研究傳統的日本和法國都處在戰爭旋渦之中,而美國則處在經濟高度發展之中,對於中國的研究也有飛速的發展。其標誌之一就是美國的國會圖書館此時成為世界上收藏中國圖書最豐富的中心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就開始研究中國和中國道教的專家,戰後都有一些著作問世。

卜德

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中文教授卜德(DerkeBoode,1909-),在1939年就翻譯出版了中國古籍《燕京歲時記》,長期從事中國哲學和民間宗教的研究。在1960年代出任東方學會會長,先後發表了《老子的兩種譯本》、《中國的文化傳統》、《古代中國的節慶》。

顧立雅

曾任芝加哥大學馬丁.賴爾森講座中國史名譽教授的顧立雅(HerrleeGlessnerGreel,1905-),長期研究中國史、中國哲學史,1955至1956年間任美國東方學會會長。1937年出版了《中國初期文化研究》。1970年出版了《道教和中國文化史的其他研究》文集。文集中的一些文章原先在中國台灣和美國發表過,曾經產生過相當大的影響。

二次大戰後

二次大戰結束後,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緊接著朝鮮戰爭爆發,美國朝野都加強了對於中國的研究。美國的道教研究正是在這一背景上展開的。顧立雅出任東方學會會長期間,《美國東方學會雜誌》發表了顧立雅的文章:《何謂道家.道教》。儘管顧立雅關心的是老莊思想,但是他也為美國學術界的道教研究開了先河。

霍姆斯.韋爾奇

對於美國的道教研究著力最多的,恐怕要算霍姆斯.韋爾奇了。霍姆斯.韋爾奇(HolmesWelch,1921-1981年),1942年獲得文學學士,1956年獲文學碩士學位,曾任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和世界宗教研究中心副主任。1956年韋爾奇在哈佛大學《中國論叢》發表了第一篇道教研究的論文:《早期道教運動中的混合主義》。1957年韋爾奇又在香港大學《東方學雜誌》上發表論文《張天師和中國道教》,以後又一次次地去台灣和香港調查佛教和道教的情況和儀禮。1957年韋爾奇還出版了《道的分裂:老子和道教運動》一書。該書分為「老子的問題」、「道德經」、「道教運動」和「今日道教」等四個部分。其中既有對於老子《道德經》的解釋,也有對於道教歷史的簡單介紹。

《新不列顛百科全書》稱它是「《道德經》的最易讀的詳解和對道教運動的第一個清晰的敘述」。霍姆斯.韋爾奇積極參與組織第一、二、三次國際道教研究會議,推動世界範圍的道教研究。在第一次國際道教研究會議後,韋爾奇在芝加哥大學的《宗教史》雜誌上發表了《佩魯賈道教研究會議》的綜述。在第二次國際道教研究會議後,霍姆斯.韋爾奇和安娜.塞德爾合編出版了該會議的論文集《道教的多面性--中國宗教論文集》。該論文集收有法國、美國、日本學者的高水準的研究論文共九篇,進一步推動了國際上的道教研究。在第三次國際道教研究會議以後,韋爾奇回到了美國,大概由於年暮、婚姻、家庭和工作等原因,韋爾奇不幸自殺了。不過,韋爾奇對於美國的道教研究的發展,乃至於對於世界的道教研究所作的貢獻,仍是令人尊敬和值得懷念的。

蘇海涵的道教研究

生平

蘇海涵(Michael Saso,1930-),在1952年在聖克拉拉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1955年在貢紮加大學獲哲學碩士學位,1964年在耶魯大學獲中國研究(歷史和文學)碩士學位,1971年在英國倫敦大學獲中國文學和宗教的博士學位。先後在倫敦大學、華盛頓州立大學任教。1974年起在夏威夷大學宗教系任中國宗教教授,直至退休。

1964年前後,蘇海涵曾到台灣從事道教與民俗方面的調查研究,並在輔仁大學語言學院任教。蘇海涵在台灣的調研工作,主要在北部的新竹一帶,向新竹道士莊陳登雲、錢枝彩等學習科儀,並且收集了不少流傳於北部的科儀經本。1975年,台灣成文出版社出版了由蘇海涵編的《莊林續道藏》,其中包括了他收集到的莊陳登雲等道士家藏的科儀經本共104種,分裝25冊。蘇海涵將其分列為:金籙 ── 五朝醮事;黃籙 ── 午夜喪事;文檢 ── 符咒秘訣;小法 ── 閭山神霄小法等四種。據傳,蘇海涵將家藏科儀經本公諸於世,引起了新竹地方道士的不滿,但是,它的刊印既為道教科儀研究提供了新的有價值的材料,同時,也尖銳地提出了再續《道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問題。1979年,蘇海涵又在東京龍溪書院出版了《道教秘訣整合》。這一本書將某些道教言傳口授的祕訣公諸於世,引起了台灣北部新竹一帶道士極大的憤慨,也使蘇海涵的名譽受到了損害。

蘇海涵的道教研究受到美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傳統的影響,重視儀式研究,也重視現狀調查。

關於儀式的研究

《道教和宇宙更新的崇拜》、《道師的給籙儀式》、《宿啟科儀和道教音樂》、《論道教儀式的結構》等等。

關於現狀調查的論著主要有:《台灣的宗教節日和習俗》、《台灣北部的道教競爭》、《中國人的家庭》、《台灣的戶口登記》、《台灣北部的道教》、《台灣的宗教》等等。

蘇海涵對於道教典籍的研究主要是研究她從新竹學道時得到的道教科儀典籍。蘇海涵對於道教教義的研究也主要是從他跟隨道士莊陳登雲處學來的,而並非出於對道教文獻的研究。這樣一種從社會學、人類學角度對於道教的研究,遭來一片非議聲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他展示的新方法和新視角無疑是值得人們重視的。

蘇海涵對於道教儀式的研究,也是既從歷史文獻出發,又從台灣道教的現狀出發的。因此,他的研究既是歷史的,又是現實的。

例如,他認為台灣道教儀式有三類,可以「比作三部樂章同時演奏的大型交響曲」。

  1. A樂章是流行的祈求福祿的儀式
  2. B樂章是冗長的念唱經懺,以普度科儀為輝煌的終曲
  3. C樂章是由烏頭道士演習的傳統的道場科儀。

A類和B類儀式有密切的聯繫,「中國人的微觀世界和宏觀世界,即內和外,必須理解為一個統一的系統。外界發生的事,在人體的內部也會有相應的發生。由於人的內心深處的憤怒、自私和冤對,因而建造了人間地獄。風調雨順、財源茂盛以及和睦相處又都是人自身明道立德而得到的結果」。「中國人的世界觀要求,在贏得上天賜福之前,先必須拯救地獄裏的鬼魂」。這就表明「大乘佛教的憐憫和寬恕思想,普遍拯救思想,已經納入到道教的信仰體系之中,成為獲得天賜之福的一種手段」。

至於C類儀式則是AB類「合一」的主題。這類儀式都是從存思「發爐」開始至存思「復爐」結束。蘇海涵認為「在這一傳統中,儀式是內丹存思的外部表現。老子道德經》被認為是內氣回圈(煉內丹精氣神)的指南和高道精神的完善指南。道士在道觀或道壇舉行儀式,就是這種存思之外部表現的儀式」。蘇海涵在詳細分析高功法師的醮儀中的存思過程以後,指出「在與道合一之後,高功法師才能使人們的祈禱與道相符,導致自然更生,祈求福祿壽,體驗自我與自然的合一,這就是正統道教醮儀的目的的所在」。

對於蘇海涵的道教儀式結構分析,人們儘管科儀有不同的看法並且持不同的態度,但是,這一結構觀點的提出,對於推動道教儀式的研究,乃至於推動整個道教史的研究,都是有啟迪意義的。

斯特裏克曼和其他學者的道教研究

米歇爾.斯特里克曼

米歇爾.斯特里克曼(Michel Strickman),原籍德國,曾留學法國多年,精通德、法、英、中等語言。曾任美國加里福尼亞大學伯克萊分校東方和亞洲研究系教授。斯特里克曼對道教的研究起初側重於六朝時期,先後發表的論著有:《茅山的啟示:道教與貴族集團》、《論陶弘景的煉丹術》、《道教》、《道教史》、《道教文學》、《梁武帝的強化道教與對道教的鎮壓》、《最長的道教經典 ── 〈度人經〉》、《歷史、人類學和中國宗教》、《道教茅山宗 ── 上清啟示》、《早期道教中治病儀禮和罪的問題》,等等。斯特里克曼教授還主編了紀念施泰寧格教授的《東洋的宗教和哲學論文集》,主編了石泰安教授密宗和道教研究紀念文集《中國論叢和佛學》四卷。

從發表的論著九可以看出,斯特里克曼教授的道教研究的重點是放在六朝時期的道教史、道教經典和道教人物方面,特別是茅山道上清派。斯特里克曼認為:「道教是中國本地所產生的最進步的宗教,也是世界最大的宗教之一」。「很多人卻忽略了道教,而不去深入研究,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這種態度很可能是由於傳教士厭惡本地複雜的傳統所引起的,另一種可能是源於滿清人入主中原,對道教產生的排斥」。對於道教的研究,斯特里克曼主張應先研究道教教義,而對於《真誥》的研究,「是研究道教的一個最好開始」,「從其中我們不只可以瞭解道教,而且可以認識中世紀中國的宗教及第五世紀至第六世紀間中國宗教的發展」。

任何對於《真誥》稍有瞭解的人都知道:《真誥》難讀、難懂、難研究,而有人甚至認為《真誥》是一堆廢物,不值得研究。但是,斯特里克曼的觀點不同,他說:「《真誥》是一本偉大的作品」,「《真誥》中有一批社會、文化、文學歷史的資料,所以這本書是一本可靠的道教發展編年史」。斯特里克曼認為,在陶弘景之前,楊羲和許氏父子早已有了許多作品,「陶弘景將楊、許等人流傳下來的作品,重新整理成書」,「我們可以感覺到《真誥》中每篇文章都有所關聯,而從這些關係去研究,我們可以瞭解道教創設的經過和方法」。從這個意義上說,「《真誥》是研究道教的一個開始」。作為一個道教學者,用如此積極認真的態度來對待《真誥》,並且鮮明地闡述自己觀點,實在是難能可貴的。

1990年代初,斯特里克曼離開加裏福尼亞大學伯克萊分校,到了法國,在法國南部的一所大學裏繼續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同安娜.塞德爾一樣,不幸也英年早逝了。

其他學者的研究

美國學術界,在1920年代末對於中國道教的煉丹術頗感興趣。但是,對於煉丹術作真正的嚴肅的科學系統研究的是1960年代的席文教授。

席文

席文(Natham Sivin,1931-)是麻省理工學院科學史和中國文化史教授,1960年獲哈佛大學碩士學位,1966年獲科學史博士,1973年起任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由於中國科技史和道教史有密切關係,因此,他的研究也和道教密不可分。他的主要著作《中國煉丹術:初步的研究》,第一次以唐代道士和醫學家孫思邈的生平、思想和活動。書中節譯了《金丹要訣》,並且作了考證。著作後,還附有中國煉丹術的西文著作和譯本目錄索引,可以將起視作西方近半個世紀來對中國煉丹術研究的一個階段總結。席文在1960、1970年代發表的有關道教研究的論文,還有《論〈抱朴子.內篇〉和葛洪的生平》、《論重建中國的煉丹術》、《作為科學的中國的煉丹術》、《作為引起混亂根源的詞「taoist」 ── 專論傳統中國科學與宗教的關係》、《第三次國際道教研究會議報告》。從1970年代末起,席文的研究方向已有變化,因此已少有關於道教研究成果發表。

美國學術界素來有重視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傳統。1970年代以來,美國學者發表了許多中國宗教的調查研究報告,例如:大衛.喬丹的《神.靈魂和祖先 ── 台灣農村的民俗宗教》。

大衛.喬丹

大衛.喬丹在芝加哥大學的人類學科獲人類學博士學位,現在是加里福尼亞大學人類學科的研究員。1966至1968年夏在台灣的台南市附近的保安村作民眾生活和宗教的調查,《神.靈魂和祖先》就是這一調查的報告。報告中敘述了「台灣人的宗教」、「村保護神」、「占卜術」、「家庭守護神」、「家庭的鬼神」等等。喬丹認為,台灣農村的宗教是神、祖先和鬼的靈魂等三種超自然存在物和人間社會關係的結合物,而農村宗教最重視的是鬼的信仰,其次是神,最後才是祖先崇拜。

埃米莉.埃亨

耶魯大學人類學副教授埃米莉.埃亨(Emily M. Ahern),在1969年至1970年間曾到台灣北部的溪南村作關於祖先崇拜的調查。1973年由斯坦福大學出版了她的專著《中國農村的死者儀禮》。以上兩本著作雖然並非直接論述道教的,但是,它們比起佛教、儒家和民間信仰來說,它更多顯示的是道教的內容。類似的從人類學和社會學角度調查道教和民間宗教的研究報告還很多,而其作者大多是一些中青年學者。不過,美國學者的調查報告常常缺乏調查的年月、場所和調查經過,常常缺乏調查的物件姓名、年齡、職業、翻譯人的背景等記載。因此,其科學研究的資料價值也就受到一定影響。

參考資料

  1. 福井文雅:《歐米の東洋學と比較論》(日本東京:隆文館,平成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