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道教

道教历史

隋代至盛唐时期

隋至盛唐时代道教的特点：隋至盛唐时代的文化可用“交融”二字来概括，在这一大文化背景下的道教亦以“交融”为特色。南北道教的大汇合带来了道教发展的大兴盛，统治者的狂热崇道则推波助澜，使道教对社会上的人们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尤其令人惊叹的是，道教教理的精彩纷呈，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隋代道教

从道教发展史来看，隋代道教正处于一个转捩点，为唐以后道教的兴盛与教理大发展作了准备。这种转折是道教自身发展的结果，也与隋统治者宗教政策有关。隋文帝实行佛道二教并重的政策，利用道教来达到现实的政治目的。他利用道教符谶，为其夺取政权造舆论，并为其统治地位的合理性作神学论证。他十分关注并积极支持道观的修建和道徒的发展，并在晚年对道教神仙长生说产生了信仰。隋炀帝与其父一样，既笃信佛教，又利用和扶持道教。隋炀帝还曾集中学者撰作新道书，并编撰道经目录。隋代佛道并重的政策，不仅对道教的发展关系重大，而且对唐统治者也有深远影响。

隋的统一，使南北方道教的交流更为便利，南方的上清经法传到北方，南北各具特征的道教逐渐融汇，这是隋道教不同于南北朝的一个特点。这时候，由上清派演变而来的茅山宗，不但巩固了在南方的传统范围，而且逐渐占据了北方，这与当时的茅山宗领袖人物王远知的活动分不开。王远知从南方到北方进行传道活动，大业年间（605-618年）收潘师正为弟子，潘后来成为茅山宗在北方传教的重要人物。总的来看，隋代道教南北的融汇，是以南方茅山宗为主，直接为唐代道教以茅山宗为主流的格局奠定了基础。从隋代道教的地理分布来看，除了京畿之外，还有汉中、巴蜀、江南等热点区域。隋代道教徒大多积极参与了上层统治集团的政治斗争，民间道教的活动逐渐衰落。据《隋书．经籍志》，隋代道教的特征主要有：

第一，尊崇元始天尊，奉为最高神。
第二，授道者必须经四十九年始得传授人。
第三，传授道法的要旨归于仁爱清静，经渐渐的长期修行而致长生。
第四，传授道法的先后品次是，先受《五千文箓》，次受《三洞》，次受《洞玄箓》，最后受《上清箓》。
第五，讲经以《老子》为本，次讲《庄子》及《灵宝》、《升玄》之属。
第六，道术以符箓为胜，符箓派占主导地位。

综合上述，隋唐道教是在沿著上层化的方向继续发展，又形成了自己的许多特色，并以茅山宗为主使南北道教融汇合流，为唐道教的兴盛准备了内在的条件。这种承上启下的作用，使它在道教发展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初唐至盛唐时期统治者的态度

唐代开国君主高祖李渊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即广泛利用道教为他制造舆论，称帝后确认道教教主太上老君为其先祖，在羊角山修建了老君庙，取名伏唐观，祠祀老子。高祖李渊又努力提高道教地位，力图把道教排在佛教之前，还派使臣把天尊像送给高丽，派道士到高丽宣讲《道德经》，使道教传播到了国外。

唐太宗李世民和其父李渊一样，尚未登基之前，即和道士有密切的关系，道士王远知曾预告其“作太平天子”，登上帝位后即优宠王远知。太宗李世民崇道的特点，集中表现在贞观前期以《老子》清静无为思想治天下这一方面。他也尽量设法提高道教地位，实行崇道抑佛政策，于贞观十一年（637年）明确宣布道教在佛教之上，崇道就是发扬“尊祖之风”。他晚年追求“神仙轻举”，服长生药，终于因此而丧生。

继位的高宗李治，追号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圣母为先天太后”，规定王公百僚皆习《老子》，并令士子加试《老子》，贡举人皆须兼通。

女皇武则天，虽号称佞佛，但也利用道教图谶为其登上皇位制造根据，并拉拢利用道士为其政治目的服务。武则天在信仰上毫无疑问是笃信佛教的，但对道教的神仙长生也是有所追求的。到了晚年更是如此。她曾令道士为其章醮、投龙作功德，又令道士炼药，供其服食。总的看，武则天与道教的关系较为复杂，既利用又抑制，视政治上的需要而定。

唐代皇帝尊崇道教的第一人当数玄宗李隆基，在他大力扶持下，唐代道教的发展也达到了顶峰。他采取了一系列崇道措施，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世特别是宋代皇帝的崇道之举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玄宗崇道主要表现为：

第一，尊祀玄元皇帝，掀起狂热崇拜，利用种种机会颂扬其圣祖玄元皇帝，所上尊号越来越多，并亲自导演了玄元皇帝降临的神话剧。
第二，玄宗登基得到道教人士的支持，称帝后便提高道教的政治与社会地位，特别优宠茅山宗和张天师一系道士。
第三，玄宗将崇道纳入科举教育体系，官吏考选，多有道举出身者。
第四，玄宗崇道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服丹药，且常将药物赐于臣下。

总之，从唐高祖到唐玄宗，除武则天时崇佛超过崇道外，基本上是以崇道为主，在崇道的同时也不排斥佛教。由于崇道，使道教在此期间获得迅速发展。又由于统治者积极向周边地区及邻国传播道教及其经典，此时的道教国际影响也较大，在一些邻国流传开来，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使者加强了唐帝国与各国的友好往来。盛唐的道教同样充满了“盛唐气象”，这从当时道派的融合兴盛中透露了出来。

初唐至盛唐时期道派的融合

道教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分化发展之后，到隋唐呈现融合之势，这种融合在南北朝末已发生，隋的统一打破地域分割，为融合进一步创造了条件。唐承隋而继续推进融合，带来了道教的繁荣兴盛。由于融合，使原先个性特征十分鲜明的各个道派，逐渐在教理教义和宗教仪式上，互相渗透，呈现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状况，难以区分，甚至像南北朝时发展一度超过上清派的灵宝派，此时却似乎“泥牛入海无消息”，其传承关系已不十分清楚了。此时的道派融合以茅山宗为主进行。茅山宗是唐代道教主流派，善于吸取各家各派之长，它在教理上受重玄学派的影响，又吸取了灵宝斋法，正一法也融入茅山宗。到唐玄宗朝的司马承祯时，北方的嵩山、王屋山和南方的茅山、天台山等，均成为茅山宗传道的热点区域，茅山宗还传到了蜀中。这些都与司马承祯的努力分不开。茅山宗之所以成为唐道教的主流，从内在因素说，主要是由于它能兼收并蓄，吸收三教之长，并融汇三洞经法，且有一个独立而严密的传承体系，人才辈出，使茅山宗的发展得到组织上的保障。从外在因素说，茅山宗的历代宗师大多具有较强的政治活动能力，经过他们的活动，使茅山宗在政治风云中不仅未遭受打击，而且还获得不同统治者的扶持，使它具有相对稳定的外部发展环境，这也是它兴盛发展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隋唐道教南北方不同派别的进一步交流和融合，为道教教理教义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内在条件；而南北朝以来的三教论争，到隋唐更是经常进行，这种论争锻炼了道徒们的思辩能力，促使他们从理论上进一步提高自己；再加上这个时期统治者对道书研究的重视和提倡，因此到隋唐时，道教理论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采取了新的形态。这不仅为宋元道教理论的进一步拓展创造了条件，而且对宋明理学的产生也有相当的影响。可以说，隋唐道教思想，在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个时期，涌现了许多著名的道教学者，如孙思邈、成玄英、王玄览、李荣、司马承祯、吴筠、李筌、张万福等，他们对道教理论的发展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成为道教思想发展史上有影响的人物。

安史之乱后至五代十国时期道教

安史之乱后至唐末时期

安史之乱后，处于顶峰的道教跌入低谷，道教经典遭受战火的焚烧，道教宫观福地也受到破坏。但唐统治者崇道尊祖的既定政策并未改变，中唐以后道教又逐步恢复发展，到唐武宗时，又掀起一个崇道的高潮。武宗崇奉道教多继承玄宗之遗风，主要表现为：

第一，崇奉玄元皇帝，以老子降生日二月十五日为降圣日，休假一日，在全国推行。
第二，用大祠之礼祀九宫贵神，这是恢复玄宗时的旧制。玄宗时以九宫贵神为佐上帝司水旱的天神，给以很高的礼遇。文宗时降为中祠，武宗复玄宗之制用大祠，成为其崇道的一部分。
第三，重用道士赵归真等，亲受道教法箓，并拜归真为师。
第四，于朝内修筑望仙观，炼丹药，追求服食成仙。

由于崇信道教，加之佛教寺院经济的过度扩张，武宗于会昌四年（844年）下令废除佛教，僧尼还俗。武宗崇道之举使道教又获得一次新的发展机遇。

五代十国时期

由唐末藩镇割据发展而形成的五代十国，统治者沿袭唐代崇信道教的遗风，进行了许多崇道活动。

后晋高祖石敬塘拜道士为师，问以治国之道，并请其宣讲《道德经》。后唐庄宗李存勖，沿承李唐崇道尊祖国策，以玄元皇帝为圣祖，称圣祖旧殿生枯桧新枝显示了“中兴之运”。后周世宗召见华山道士陈抟，问以黄白飞升之术，赐号“白云先生”。

前蜀高祖王建优礼道士杜光庭，命其为太子之师，封蔡国公，进号广成先生。建子王衍更以杜光庭为传真天师、崇真馆大学士。又塑王子晋像，仿效李唐尊圣祖玄元皇帝的作法，尊王子晋为“圣祖至道玉宸皇帝”，以图江山永固。后蜀后主孟昶，道号“玉霄子”，信房中术，用道教科仪祈福禳灾，赞赏道士张素卿所画八仙真形图。吴王杨行密崇信道士聂师道，使为人祈福，号问政先生。

综合上述，可见从安史之乱后到五代十国时期，统治者的崇道政策未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都在设法利用道教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其中极度崇信道教的皇帝及权贵，则迷恋于道教的神仙长生说和丹药方术。

主流道派

这一时期，占主流地位的仍是茅山宗。据刘大彬《茅山志》所载，此期茅山宗的传法由十四代至十九代，凡六代，其宗师皆不太有名，发展缓慢，处于低潮时期。这期间，由茅山宗衍生的南岳天台派，以居住于南岳、天台而得名，传授上清大洞秘法或三洞经箓，其中闻名于世的道士较多。如闾丘方远，曾铨《太平经》为三十篇，有弟子二百馀人。又如聂师道，有弟子五百馀人，传上清法，袭真风而行教，影响较大。上述二人都是传播南岳天台派的重要道士。

道教教理和科仪的发展

这一时期，道教思想教义，斋醮仪式仍有发展，到五代杜光庭便作了总结。杜光庭应举落榜后，师事天台道士应夷节，行上清诸法。中和元年（881年），随唐僖宗入蜀，遂留成都。后事前蜀王建，赐号广成先生，晚年隐居青城山修道，著述很多，对道教教理和科仪进行了总结。从道教发生以来，即神话老子和《道德经》，唐代统治者更将老子认为“圣祖”，尊《道德经》为真经。在此基础上，杜光庭创造性地把各种太上老君的传说系统化，使老子作为道的化身更加全面充实，并完善了老君创造天地的神话。可以说，道教教主太上老君的形象塑造到杜光庭手中作了系统总结。《道德经》经汉代道教的改造，成为道教教义的主要理论基石，此后道教中人十分重视诠解《道德经》，形成道教老学。杜光庭的代表作品之一《道德真经广圣义》归纳总结了汉代以来的道教老学，特别发扬了老学重玄派的观点。使道教老学的思辩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并开辟了宋元道教老学的新路向。杜光庭兼采道教各宗派之长于一身，既有茅山宗传统的参政意识，“山中宰相”风度，又有重玄学派富于思辩的气质，还有龙虎山张天师法箓的真传，总结完成了道教斋醮仪式。他是道教史上一位重要人物。

参考资料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六至十二章。
牟锺鉴等：《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中编，第468至472页、第485至 4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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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第二卷，第五章。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第二卷，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