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道教研究

“道教”英译的出现

英国是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过，英国开始向外扩张的时候，通向中国的航路早已被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海家们打通了。中国的大门早已被天主教的传教士闯开了门缝。因此，英国的对华交往一开始就把重点放在贸易上。十八世纪的上半叶，英国的对华贸易的总量已超过了欧洲其它国家的总和。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英国才开始加强中国的外交和军事的研究，也正是服务于这一需要，英国才开始研究中国的文化和宗教。现在英译“道教”作“Taoism”，其译法也有个形成的过程。

学者

湛约翰

1873年，湛约翰神父（John Chalmers，1825－1899年）发表了论文《道教》，当时道教一词的英译作“Tauism”。

道格拉斯

1879年道格拉斯（Douglas，1838－1913年）刊行了《儒教和道教》，其中道教一词译作“Taouism”。

理雅各

1880年，传教士理雅各（JamesLegge，1815－1896年）出版了《中国的宗教》一书，其中第一次以“Taoism”对译道家和道教。其后，西方学者遂相继沿用，并一直使用至今。理雅各在1839年受伦敦布道会的派遣到马六甲任英华书院院长。1843年随书院迁到香港。1873年回到英国。1875年曾任牛津大学汉学讲座第一任中文教授。理雅各在香港期间曾得到鸦片贩子查顿的资助，又得到王韬的帮助，把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并且对中国宗教信仰作过比较系统的研究。1852年，理雅各在香港出版了《中国人的鬼神概念》。1880年，理雅各又以他在牛津大学讲课和研究心得，发表了《中国的宗教》。此书的副标题是“儒家、道教及其与基督教之比较”，其中就将道家和道教译定为“Taoism”。1882年理雅各又为《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九版撰写了“老子”条目。1891年，理雅各用英文翻译了《四书》等重要的儒家经典，还翻译了《老子》的英译本。理雅各的英译本后来都被收入马克斯．缪勒主编的《东方圣典丛书》第39卷中。理雅各的有关中国古典名著的英译本，有很大的影响，一直为西方学者使用或引用。欧美汉学界对理雅各的贡献有高度的评价。因此，他的以“Taoism”对译道家和道教也一直沿用至今。

艾约瑟

在理雅各之后，伦敦传道会驻上海的代理人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年），在上海传教十五年，先后发表了《中国的宗教》和《中国人的宗教状况》。同时，在《教务杂志》和《中国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秦汉时代的道教》和《中国宗教迫害》等许多研究中国宗教的文章。湛约翰在1852年抵达香港，主持伦敦会香港分会事务，也曾将《老子》翻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书名作《对老子思辨哲学、国家说、道德论的考察》。偕公会传教士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年）来华后，在温州传教。1907年任山西大学西斋总教习。1914年回英国。1925年又被派到中国，任中英庚子赔款委员会委员。回国后，任牛津大学中文教授，向学生传教士教授：“中国的三教”。

除了传教士以外，一些行政和外交官员也对中国的道教和其它宗教作过不少研究。其中著名的有庄延龄、巴尔福和韦利等。

庄延龄

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1849－1926年）在1869至1871年间任英国驻华公使馆翻译学生。1871至1875年间先后在天津、大沽、汉口、九江和广州等地的领事馆任职。1895年回国后任利物浦大学中文讲师。1901年任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中文教授。前后著有《中国和宗教》、《中国宗教研究》。后者附有从1788至1903年的道教研究文献目录，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庄延龄还在《中国评论》和《都柏林评论》等杂志上发表了《道德经还活著》、《道教宗教》和《道教》等文章。

巴尔福

巴尔福（FredericHenryBalfour，1846－1909年），1870年译商人的身份来华经营丝绸和茶叶，后来在华从事新闻和出版事业，先后担任《通闻西报》、《华洋通闻》和《字林西报》的主笔。同时，巴尔福也从事道教经典的翻译工作。翻译了《太上感应篇》、《清静经》和《阴符经》等。1881年在伦敦出版了《南华真经》的译本。1884年在上海出版了英文的《道教经典》。

韦利

韦利（ArthurWaley，1889－1966年）是一名自学成才的汉学家和翻译家。青年时代，韦利在拉各比学校和剑桥大学的皇家学院学习古典文学，曾任不列颠博物馆书画部助理保管员，后在伦敦大学的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任教。韦利翻译过日本古典小说《源氏物语》，1931年翻译了元代道士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1930至1932年间，韦利还在该院的学报上发表了论文《中国炼金术考》和《佛经中所提到的炼金术》。1934年，韦利出版了关于《道德经》的研究著作，《道及其力量，老子及其在中国思想中的地位》。1939年，韦利又出版了关于庄子的研究著作，《古代中国的三大处世之道》。该书先后被翻译成德文和法文出版。

应该说，从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来到中国的英国人是相当多的。但是，这些英国人关心的只是政治侵略和经济掠夺。他们对于中国宗教包括道教的了解，实在并不比其它欧美国家的人来得少，但是，这些英国人并不重视这些思想和文化。因此，与法国和日本不同，英国并没有努力去建立汉学研究的传统阵地，也没有去努力培养一代又一代的汉学家。在当时的英国人的眼里，埃及、印度和中国的文化都是历史，而且都是大炮、军舰和米字旗的手下败将。

李约瑟

当代英国的道教研究的最著名学者，当推李约瑟。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年）因崇敬中国的道家和道教，自译其姓为“李”，以示其尊老子李耳为祖，表字“丹耀”，号“十宿道人”。李约瑟在1922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1924年在该校获哲学博士学位。早年从事生物化学研究，1931年出版《化学胚胎学》，概述胚胎发育过程中的全部化学变化，被誉为“化学胚胎之父”。1937年，由于和三名中国学者接触，对中国产生兴趣，开始学习中文，并且以毕生精力从事沟通东方与西方、中国与欧洲的工作。1939年，李约瑟完成了第一篇有关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论文。1942年，李约瑟出任英国驻华使馆的科学参赞，来到中国重庆，主持中英科学合作馆工作。二次大战结束后，李约瑟赴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主任。1946年3月，李约瑟在巴黎作了《中国对科学技术之贡献》的长篇报告。1947年5月，又在伦敦作了《古代中国的科学与技术》的讲演。

《中国科学技术史》

1948年返回剑桥大学，著手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文原书名，也可翻译成《中国之科学与文明》。自1954年开始出版，全书原拟出版7册，现在计划出版20册。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同道教有密切关系的包括：

1. 第二卷《科学思想史》（1956年）
2. 第三卷《数学与天、地科学》（1959年）中的地科学部分
3. 第四卷《物理学和物理技术》中的第一分册《物理学》（1962年）
4. 第五卷《化学与化学工业》的第五分册《炼金术上的发现和发明．生理学的炼金术》（1983年）
5. 第六卷《生物学和生物技术》的第一分册《植物学》（1986年）

《中国科学技术史》不仅详细说明了中国科学技术的世界意义，而且在前无古人研究的领域里全面介绍了道教在世界科技发展中理应占据的历史地位。李约瑟在《人和他的地位》一文中认为，道教“实际上是在中国古老的和中世纪科学的进展中做事最多的，确如冯友兰已经正确地说过的，它是世界上曾经看到的唯一的基本上不反科学的神秘主义的体系”。李约瑟认为，道家、道教是自然神秘主义的思想体系，“世界历史上的一定时期，帮助实验科学成长的正是否认权威的神秘主义，而不是理性主义”。道家具有的一套复杂而微妙的概念，这些正“是中国后来一切科学思想的基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李约瑟曾经使用过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研究结果。这个公式就是：

道教促进 ── = ── 儒教阻止

对于李约瑟的道教研究，日本和美国学者曾经从不同角度提出过批评，中山茂就在《李约瑟，有组织的哲学家》中指出，“李约瑟对中国科学的说明中有三各方面特别引起争论：

1. 道教对科学的贡献；
2. 中国有机的科学作为与西方的相应的科学；
3. 自然的各种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关系。所有这些都是在他的对促进和阻止科学发展的各种因素的调查之中形成的

这三个方面争论的第一方面，就是道教对科学的贡献。实际上，道教对科学贡献这一课题的研究，从李约瑟起，只是刚刚开始。李约瑟从道教文献，道教史中挖掘的材料都无可争辩地说明道教的思想和方术同中国科学的发展有著密切的联系。

例如：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丘长春和随行人员曾观测过一次日全蚀，沿途系统地收集了各地蚀时和蚀分的情况，称“扇形所及，无复光明，其旁渐远，则镫光渐多矣”。李约瑟认为“在历史上，这应当是最早研究日蚀阴影在地面移动的一次记载”。

在时间计量方面，李约瑟认为“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北魏道士李兰写的另一《漏刻法》（约450年）”。

在化学方面，李约瑟认为“化学，它是在唐代道观中隐秘的实验室里开展起来的，现在终于真正有了成果：火药成了有用的武器 ── 宋金之战便是它的第一个试验场”。

李约瑟在《近代科技史作者纵横谈》中说到：“我们不仅应该对公元前一世纪以来中国的太阳黑子记录，对陶弘景在公元五世纪作出的世界上最早的钾盐燃烧试验，对1300年胡特卜．阿丁．设拉子关于虹的光学现象第一个作出的正确解释表示我们的敬意，把他们看作走向近代科学的明确的步伐。而且，我们必须注意考察培育出这些创举的不可缺少的思想和实践体系”。从科学发展的实践出发，挖掘产生这些实践的思想体系，这个方法无疑是科学的、客观的和历史的，但是，李约瑟的研究只是初步的。在国际上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的。不过，对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历史的研究以及对于中国道教和科技的关系的研究，李约瑟的贡献和学术地位也是举世公认的。《新不列颠百科全书》评价李约瑟的第二卷《中国科学技术史》是“关于道教对科学思想贡献的地位”。

龙彼德

龙彼德（Piet Vander Loon，1920－），1946年毕业于荷兰莱顿大学。1948至1972年任伦敦剑桥大学中文教授，后转任牛津大学讲座教授。1987年退休。现在是剑桥大学图书馆名誉馆员，日本道教学会理事，法兰西亚洲学会名誉会员。作为牛津东方研究所出版物之一，1984年龙彼德出版了他的《宋代收藏道书考》，全书分为英文和中文两部分。中文部分称《宋代馆阁及家藏道书综录》，汇集了《新唐书》、《宋史》、《通志》、《文献通考》、《崇文总目》、《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袁本郡斋读书志．附志．后志》、《衢本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东观馀论》、《玉海》和《道藏阙经目录》等所载道书目录，由作者重加校订，由已故的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的邝庆汉小姐工笔书写。

龙彼德的《宋代馆阁及家藏道书综录》按书目笔画顺序排列，共收道书书名1600种，约3600卷。英文部分列有《皇家图书馆的文献目录》、《家藏文献目录》和《道藏》三节，阐述了宋代（960－1276年）官方图书馆藏书和私人家藏图书的性质和传承，并且对道经传承的历史作了解释，特别是分析了宋代诸朝皇帝对道教的政策以及对道经存书的影响。龙彼德这一著作出版后，立刻受到欧美和日本学术界普遍重视。因为它是宋代一个朝代的道书目录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既有开拓意义，也为道经流变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葛兰

葛兰（Angus Charles Graham，1919－1991年），牛津大学艺术硕士，伦敦大学哲学博士，曾任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教授，长期从事《庄子》和《列子》的研究，译注《庄子》和《列子》，著有《庄子内篇》、《庄子外篇》、《庄子：本国译注考》、《列子：道的经典》。

巴雷特

巴雷特（Barrett），剑桥大学东方学系教授，著有《李翱思想中的佛教、道教和儒教》。在埃利亚德主编的《宗教百科全书》的第14卷上，还撰有“道教研究史”条目释文。同时，在《亚洲研究杂志》上发表过不少有关道教研究著作的书评文章。

参考资料

1. 《欧米东洋学比较论》，福井文雅著，隆文馆，平成三年，日本东京。
2. 《道教在海外》，陈耀庭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中国福州。
3. 《中国科学技术史》（多卷本），李约瑟著，科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90年，中国上海。
4. 《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中国长春。
5. 《当代道教》，李养正著，东方出版社，2000年，411-4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