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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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统治者崇道

北宋统治者崇道,以真宗和徽宗为代表。真宗仿效唐玄宗尊奉圣祖老子的手法,制造了赵玄朗天尊作为其始祖,并演出了“天尊降临”的戏剧,上天尊号为“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真宗时又有所谓天书下降,据称有神人告诉真宗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因此改元大中祥符,以应“上天眷佑”之意。徽宗崇道更甚,且托称“天神下降”而复兴道教,道士林灵素遂迎合旨意,称徽宗乃长生大帝君下降于世,为道教之主。在徽宗授意下,道录院正式册封他为“教主道君皇帝”。徽宗任用茅山道士刘混康,赐以“葆真观妙先生”之号。又多次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进京,赐号“虚靖先生”。特别受其宠爱的道士是林灵素,赐号“通真达灵先生”,令其删定道史、经箓等,并拜其为师,道教亦因此而显贵。徽宗还大兴宫观,铸造九鼎,设立道学制度,亲自注解《道德经》,扩展道教队伍,使道教获得较大发展,道士社会地位很高。真宗和徽宗是北宋统治者崇道的两个高峰期,崇道的目的,仍是借此巩固统治地位。

北宋道派

北宋道派,还是以茅山宗最盛,传授世系也清楚,统计起来共有八位宗师,符箓道法在此时获得大发展,特别是所谓“五雷法”,呼风唤雨,甚得统治者青睐。张天师道也逐步走向兴盛。自盛唐统治者大力扶植张天师世系起,张天师道开始复苏。至中晚唐时,逐渐形成江西龙虎山天师道,并构造出传承世系。南唐统治者在龙虎山新建了张天师庙,对之大加褒扬,使之在社会上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入宋以后,由于受到统治者更加有力的扶持,龙虎山天师道一步步兴盛发达。真宗时,召见第二十四代天师张正随,赐封“真静先生”,吏部尚书王钦若为之奏请立“授箓院”。又赐钱在龙虎山扩建上清观,免其田租,准其世袭。从此,宋代嗣任天师均袭封“先生”号,这是当时道士中最高阶位的称号。

道教教理的建设

道教教理的建设,由于诸多道教著名学者如陈抟张伯端张无梦、陈元等的努力,出现了一些新的特色。陈抟《易龙图》以象数解易,开创易学图书学派,以图象和数字显示世界发生及构成,所说道器、体用等范畴,对宋代理学有明显影响。自杜光庭总结汉以来的道教老学后,北宋道教学者解注《道德经》者虽不算多,但也有一定影响,并有新特征。像张无梦结合易老,又以内丹为用,发挥道教修炼养身之旨。无梦弟子陈景元注《道德经》二卷,今《正统道藏》收其《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以治身治国为老学之要,认为《道德经》以重玄为宗,自然为体,道德为用,哲学上继承了唐代重玄学派的观点,又作了政治上的发挥,在宋代产生较大影响。

宋代道教易、老之学融通开展,这是其教理的特色之一,另一个特色就是内丹学理论的体系化。隋代苏元朗著《旨道篇》以示弟子,又用《参同契》指导内丹修炼。唐代绵州昌明县令刘知古,著《日月玄枢论》讲述内丹修炼之理。唐代陆续产生了一些内丹著作,如张果《太上九要心印妙经》、《大还丹契妙图》,还阳子《大还丹金虎白龙论》等等。到唐末五代,内丹术更为发展,特别是五代到北宋时期,是道教内丹取代外丹的关键时期。唐末,至一真人崔希凡撰《入药镜》,对内丹理论和方法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五代道士彭晓精研《参同契》,著有《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三卷,借《参同契》以发挥自己的内丹思想。唐末五代,又有锺吕金丹道的崛起。关于锺吕的传说非常多,加上后来锺离权吕洞宾跨入八仙的行列,锺吕传道的事迹更是家喻户晓。北宋陈抟将其内丹思想形象化于《无极图》中,由无极出发,由得窍入手,经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最后复归于无极。这是对道教内丹学的一次重要的理论总结。北宋神宗时,张伯端尽毕生精力著《悟真篇》,继承锺吕金丹的性命双修说,主先命后性,又将陈抟《无极图》的内丹思想加以阐发,自成一家,与魏伯阳参同契》同被道教推为正宗,是内丹学史上一部极其重要的著作,对此后道教内丹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因此而形成金丹派南宗。内丹学的兴盛及其理论体系化,是道教思想史的一个转折点,北宋以后,道教教理教义多从内丹学中体现出来。

南宋金元道教

南宋偏安,与金、元对峙,形成继南北朝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南北分治的局面,由此带来道教发展的新格局,宗派纷起。南方以符箓三山为主,又有神霄清微净明道等派,还有所谓金丹派南宗。北方产生了太一教大道教全真道等新道派。这是道教史上的又一个转折时期,教义教制都呈现了新的面貌,内丹学大为流行,形成以炼内丹为主旨的道派,而符箓派吸收内丹术,形成新的符箓道派,道教再次出现改革的气象。这次改革不像南北朝是要完成从民间到官方的任务,而是道教自身教义教制的革新,并因此形成新道派。

南宋道教

南宋统治者对道教不再象真宗、徽宗那样狂热,南宋高宗还对徽宗崇道的流弊作了纠正。对道教的管理也加强了,建立宫观,道士出家等皆有严格限制。但统治者对道教仍然信奉,并将崔府君、四圣真君作为皇室保护神而加以崇祀,以庇佑其半壁河山。道教法术同样获得统治者信赖,加以运用,凡遇灾祸或节庆,都命道士做法事,以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南宋统治者对道教伦理思想大加提倡,比如宋理宗推荐道教劝善书太上感应篇》给社会,亲笔为其刊本题写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劝人行善做好事,免遭神灵报应。经统治者提倡,《感应篇》广泛流行于社会上,继之而起,形成了一批道教劝善书,以收拾人心,维护社会秩序为使命。南宋统治者对于道教,不外也是利用它的教化功能,安定社会,巩固皇权。

南宋道派以符箓派居多,以龙虎山、茅山、阁皂山所谓“三山符箓”为中心,即仍以传统的符箓派正一、上清、灵宝为主,另外还有净明道和内丹派南宗,以及新兴的东华、神霄、清微等符箓道派。

茅山宗在南宋,共立十五代宗师,这些宗师虽不乏以道术名世,受到朝廷征召赐号,但除蒋宗瑛外,皆无著述传世,在教义的发挥上,较茅山宗鼎盛的隋唐时代已呈衰退之象。南宋时茅山宗在道教中已不居主流地位,这一地位已由龙虎山张天师道所取代。

南宋高宗、孝宗、宁宗、理宗等对张天师道都十分崇奉,除了大修龙虎山上清宫,又优礼天师。尤其是理宗时期,加封张陵为“三天扶教辅元大法师正一靖应显佑真君”,钦定龙虎山为江南符箓道派的统领,主管三山符箓,龙虎山张天师道此取得了统领符箓诸派的显赫地位。

阁皂宗是由灵宝派衍化而来,或者说就是灵宝派进入宋元后的另一名称。灵宝派道士多活动于民间,罕见有受朝廷征召赐封的高道,其影响和地位故不及茅山、龙虎二宗。南宋时,灵宝派在民间影响较大,以江西阁皂山为本山,但传行灵宝法者不仅仅是职业道士。

金代道教

金统治者一方面尊玄重道,另一方面也对道教加以了限制,以防道教“惑众乱民”,北方社会的战乱,民族矛盾的尖锐,金统治者对道教上层人士的笼络,道教自身发展演化因素等等,使太一教、大道教、全真道三大新道派从民间涌现,成为金代道教的主流。

元代道教

入元以后,在统治者的扶持下,道教出现兴盛局面,这种兴盛与隋唐道教相比,主要不是教理教义上的,而是教团组织上的,新老道派呈现合流的趋势,形成了北方以全真道为代表,南方以正一道为中心的格局。

南宋末年,张天师道即与元室结上关系,元世祖忽必烈灭南宋之前,效法成吉思汗对丘处机的礼聘,遣密使入龙虎山,向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密求符命,可大称元室二十年当统一天下。南宋亡后,忽必烈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召见可大之子第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待以客礼,命主领江南道教,赐银印。次年(1277年),又醮于长春宫,赐号“演道灵应冲和真人”,给二品银印,命主江南道教事,准许自给牒度人为道士。此后,历代正一天师皆被元室封为“真人”,命袭掌三山符箓、江南诸路道教事。元世祖对张宗演的两次接见,使他获得了不同寻常的头衔和职务。首先是天师头衔。元世祖在其《制》文中称宗演为“嗣汉三十六代天师”,等于以官方名义正式承认了“天师”头衔。在此之前,张陵后人虽自称天师,民间也以此相呼,但从未受到官方认可,宋代皇帝仅赐以“先生”号。正式用官方名义承认张陵子孙为天师始于元始祖忽必烈,也只有元朝政府如此做,到明太祖即位即取消了天师称号。其次是主领江南道教的权力。南宋末张可大受命提举三山符箓,权限不及此,现张宗演主领江南道教,便与全真道分治南北,成为道教诸派中发展最盛,势力范围较广的一个派别,其发展远远超过了茅山宗和阁皂宗。入元以后,从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到第四十一代天师张正言,均受元室尊崇,封为真人,尊称天师,命掌江南道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殊荣,是龙虎山张天师道获得较大发展的时期。历代天师受命主管江南道教,不仅江南符箓派的教务受其统领,全真道之在江南者,亦受其统辖。江南道教各派宫观的赐额,道官、道职的任命,以及道官封号的赐予等,皆须经天师的首肯和转达。这使得历代天师的首领地位日渐巩固,以至到元代中后期,以天师为首领的龙虎宗逐渐形成为南方道教的重心,其馀道教符箓派一步步结合到它周围,最后组成一个大的道派 ── 正一道。

金丹派南宗

两宋金元时,道教内丹学空前兴旺,出现了以炼内丹为宗旨的道派,流行于南宋的金丹派南宗是其代表之一。所谓“南宗”,严格地说是内丹的一个学派,师法宗承张伯端《悟真篇》,主张大隐混俗,不倡出家,与全真道不同。南宋时,南宗一派凡四传。第一传陈楠,为张伯端三传弟子。从张到陈,并无教团组织和本派宫观,仅在个别人中以丹诀秘传。第二传白玉蟾,为南宗教团的创建者。张伯端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五代,被南宗尊为“南五祖”。第三传有彭耜等。第四传有李道纯等。张伯端之后,南宗在修炼上可分为重内丹传统与重禅道融合两大类,重内丹一类又分清修、双修二派,重禅道融合一类以揉合释道二家的“以心契道”说为理论基础。入元之后,南宗教团力量弱小,合流于全真、正一派而消失。

南宋金元是道教发展史上又一重大转折时期。综上所述,可知南宋金元是道教发展史上又一重大转折时期,逐步形成了全真、正一两大道派各据一方的格局,为明清乃至近当代道教的发展、教派的地理分布等奠定了基础。直到今天,仍然是正一道主要分布江南,全真道占据北方的格局。比较起来,全真道分布更为广泛,在南方的不少地方也建立起全真宫观,这一格局是明清时最终完成的。

参考资料

  1.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十二至十五章。
  2. 牟锺鉴等:《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济南:齐鲁书社,1991),中编,第497至550页。
  3. 李养正:《道教概说》(北京:中华书局,1989),第145至184页。
  4.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第二卷,第七章。
  5.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三卷,第八至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