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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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道教

道教发生于民间,并组织了起义,威胁到统治者,于是从魏晋起,当政者即对道教采取两手政策,一手限制甚或镇压,一手改造和利用。这样的政策促使道教发生分化,加上士族知识分子的加入道教,使道教队伍的成分构成出现新的情况,于是道教的一部分从民间走向官方,演变为官方宗教,一部分则继续活动于民间,组织起事,还有些士族知识分子道徒则隐居山林修道。这是两晋道教的大体情况。

西晋道教

自黄巾起义失败后,由于太平道遭残酷镇压,而天师道张鲁归降曹操后获得高官,与曹氏联姻,具备了比较有利的传播条件,所以天师道逐渐流传到原来太平道活动的地方,并取而代之,传播南北各地,三国时,曹魏有方术之士甘始、左慈等各有一套道术,这些道术在北方的民众中有一定的诱惑力。建安二十年(217年)北方瘟疫流行,老百姓都挂起道教的符咒以避疫,可见道教符水治病的传统在这些地方很深厚。东吴有化名于吉的道士在进行宗教活动,主要是以符水治病,其影响上达宫廷和军队将领,下及一般百姓与士兵,终为当政者孙策所杀。还有个叫李宽的道士由蜀入吴,祝水治病,于是避疫的的吏民,依附李为弟子者近千人,升堂入室道术较高的弟子学的是祝水三部符和导引行气,这些人再转相传授,一时徒众布满东吴,动有千许。西晋时,五斗米道在原来太平道活动的地方徐州琅邪郡已经流行,一些士族大家开始奉道,如王氏、孙氏等。孙氏一族中的孙秀成为赵王伦的心腹宠臣,用天师道帮助赵王伦作乱。西晋末年蜀地六郡流民拥李特为首起义,特死,子李雄继续率流民战斗,青城山道教首领范长生资给其军粮。李雄破成都后,将范迎到成都,封为丞相;雄称帝后,又加封范氏为天地太师、西山侯;优待其部曲免除兵役,租税归范所有。很显然,天师道在巴蜀之地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其首领保持了张陵、张鲁私养部曲、收租税的习惯。

东晋道教

东晋十六国时,门阀士族信奉道教的家族更多,出现了所谓道教世家,如南方的琅邪王氏、兰陵萧氏、高平郗氏、北方的清河崔氏、京兆韦氏,道教进一步深入上层社会的门庭,成为统治层精神生活的重要组织部分。这时候,南北方都有人托名道士李弘起事,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南北朝。北方有些汉族人士在少数族统治下托言老君治世,具有强烈的民族情绪,他们希望“六夷宾服”,恢复汉族的统治。还有的人期待救世主太上老君降临,使人们摆脱苦难的命运,“天下大乐”。道教在乱世的苦难民众中广泛流传,给他们一线隐隐约约的希望。东晋末年,五斗米道士孙恩利用道教暴动,这场暴动是在东晋王朝侨迁士族和土著士族矛盾的基础上发生的,暴动虽然失败了,但东晋王朝不久也就垮台了。在东汉末到东晋末的短短两百年中,以道教名义组织的起事如此之多,其中黄巾起义和孙恩暴动竟危及东汉和东晋王朝的生命,这迫使统治者思考对策。

南北朝道教

南北朝的道教,继续做著改造提高的工作,基本上改造为官方宗教,教理教义有了进一步的充实提高,完成了向所谓“高级宗教”的转化,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加。

这时期,加入道教的士大夫更多了,道教徒中文化水平较高者相对增加,制作道经有了更多的人手。为了提高道教,使之更合士大夫们的口味,以便和佛教抗衡,大量道经涌现。早在葛洪时,据《抱朴子.内篇.遐览》统计,已有道经六百七十卷、符箓五百馀卷,合一千二百卷。葛洪本人看见二百多卷。葛洪以后又相继产生《灵宝》、《上清》两大系统的道经,到刘宋时,陆修静便能依据这些经书编出《三洞经目录》,共计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陆修静模拟佛教《三藏》编纂道经目录,不仅是对道经作了分类,实际上也是初步做了判教的工作,划分出三个大的学派。尽管这种工作在他本人是不十分明确的,但其实际效果就是把已经萌芽的道教中对教义有分歧的团体划分开来,促进了道派的发展。陆修静以前,产生了不同方法修行的道术及其理论总结,有了不太严密的传授系统,经过陆修静的编目工作,分别了“三洞”的品级先后高低,学派的意识便明显强烈起来。陆修静没有明确宣布自己赞成哪一派,而是兼收并蓄,所以他之前的几种道术在其手里得到集中,又从他手里扩散出去,各自向独立方向发展。当然,道教学派之间的界限不像佛教那样严密和明确,它们各有自己的特色,又融合了其他学派的许多内容,这和道教之术杂而多端的总特点是相一致的。

综观南北朝道教,南方道教比较注重义理,对道教理论的建设作得更多,和佛教之争主要是理论之争,灵宝派上清派组织松散,南天师道此时不活跃,很可能在孙恩暴动失败后受到重创;北方道教比较重视轨仪,发展宗教组织,和佛教之争主要是政治地位之争,北天师道一度被统治者抬在佛教之上。然而,不论是南方道教还是北方道教,都经过改造成为官方宗教,完成了道教从民间走向官方的进程。南北朝的道教虽不如佛教阵容庞大,但也编制了大批经典,丰富了神仙长生的理论,具备了一些宗教仪式和清规戒律,形成某些学派,足可与佛教和儒学在思想文化界鼎足而立了。

派别

参考资料

  1.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二至五章。
  2. 牟锺鉴等:《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济南:齐鲁书社,1991),中编,第404至467页。
  3. 李养正:《道教概说》(北京:中华书局,1989),第59至104页,
  4.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第一卷,第三至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