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的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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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道教已經傳播到了中國的國門以外。據已故的台灣道教文化研究的前輩龔群先生在1984年的文章提供的材料。

1980年代各地道壇或道觀及道士數量

亞洲以外
  1. 北美洲:道壇或道觀54座,道士25000人;
  2. 南美洲:道壇或道觀85座,道士27000人;
  3. 歐洲:道壇或道觀98座,道士29000人;
  4. 非洲:道壇或道觀54座,道士3400人;
  5. 澳洲:道壇或道觀130座,道士9500人;
亞洲
  1. 日本:道壇或道觀12座,道士4200人;
  2. 韓國:道壇或道觀11座,道士3400人;
  3. 泰國:道壇或道觀9座,道士5200人;
  4. 緬甸:道壇或道觀7座,道士2700人;
  5. 印尼:道壇或道觀4座,道士820人;
  6. 印度:道壇或道觀2座,道士120人;
  7. 菲律賓:道壇或道觀258座,道士38000人;
  8. 新加坡:道壇或道觀198座,道士27000人;
  9. 馬來西亞:道壇或道觀135座,道士12500人;

這些材料,盡管統計的年代比較早,同時,人們也盡可以不全部相信。但是,這些材料出自龔群先生之手。而龔群先生是台灣從事道教的研究和組織工作的老前輩,他著文專門介紹這些材料,一定有他的根據和理由。無論如何,中國道教已經傳播到了世界的許多角落,這已經是今天的人們共同看到的不爭的事實。

傳播海外的方式

道教向海外傳播已經有了很長的歷史。歷史上,道教的海外傳播曾經有過三種方式。

請出型

歷史上,中國曾經有過在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上強盛而輝煌的時期。當時,中國對於自己周邊國家和地區有很大的影響力。周邊國家也曾經要求中國派遣各種使者去傳播中國的政治制度、思想信仰和文化、科學、技術等等。在這些使者中,就有道教的道士。道教傳入朝鮮半島就屬於這種類型。

據朝鮮史書《三國遺事》記載,「麗季武德貞觀間(約618-649年),國人爭奉五斗米道。唐高祖聞之,遣道士,送天尊像,來講《道德經》,王與國人聽之」。據中國的《文獻通考》記載,當時被請去的道士是沈叔安。《三國遺事》還說到,過了幾年,當時的高句麗丞相蓋蘇文向皇帝進言,「儒釋並峙而黃冠未盛」,於是派使者去唐朝學習道教。唐太宗就派遣叔達等道士八人到朝鮮半島,還帶去了《道德經》。叔達等道士到了高句麗以後,還奉命到各山川舉行鎮祭儀。

宋代時,高麗又派人到中國來請道士,還培養了高麗道士,建立了道教宮觀 ── 福源宮。福源宮中有天皇堂、三清殿等。殿裡奉祀三清畫像。高麗道士並不出家。他們白天在福源宮內行齋儀,晚上回家。據資料記載,福源宮的高麗道士都用中文念經,用中文做科儀,並沒有使道教的經典和科儀「本地化」。因此,當中國的國力開始衰微,影響減小,加上沒有識中文的道士的時候,道教在朝鮮半島上的傳播就中止了。

交流型

歷史上,中國和外國,特別是同周邊國家和地區一直有著或緊密或疏遠的交流關係。隨著這些交流活動,道教也交流了出去。道教對於日本的影響就是如此。日本自630年至894年的260年中,曾經先後派出大約19批「遣唐使」到中國學習先進的思想、文化和各種制度。這些使者在回國的時候,也把中國道教的文獻和信仰習俗帶回了日本。

據七世紀末的《日本國見在書目》,當時,日本由來華學習的人員帶回去的漢文典籍,其中就有道教典籍63種。這些年來,日本學術界圍繞著道教傳入日本的問題曾經展開過熱烈的討論。我在日本的京都大學和東京大學兩次從事長期研究工作的時候,也有日本學者詢問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日本沒有道教的宮觀和沒有神職的道士,這是一個客觀事實。但是道教對於日本的政治和文化產生過深刻的影響,也是客觀事實。日本歷史上最高的統治者稱為「天皇」,而「天皇」這個詞就來源於道教的天皇大帝、天皇真人。天皇傳承有三件神器:璽、鏡和劍,而這三件神器正是道教的法器。日本的皇室和朝廷崇尚紫色,而紫色正是道教崇尚的顏色。日本的歷史典籍《延喜式》中收有日本民族宗教 ── 神道教的祝詞,其中有一篇〈獻橫刀咒〉。〈獻橫刀咒〉裡面都是道教的詞語,奉請的神明也是道教的神靈。列舉出來,一看就明:

「謹請:皇天上帝、三極大君、日月星辰、八方諸神、司命司籍,左東王父,右西王母,五方五帝、四時四氣。捧以祿人,請除禍災;捧以金刀,請延帝祚。咒曰:東至扶桑,西至虞淵,南至炎光,北至弱水,千城百國。精治萬歲,萬歲萬歲」。[1]

這篇祝詞奉請的神靈是中國道教的神靈,甚至其中東西南北的方位概念也是以中國本土為中心的。這份〈獻橫刀咒〉不管是誰書寫的,是日本人寫的也罷,是百濟人寫的也罷,它收錄在日本的歷史典籍裡,記錄的則是中國道教給予日本影響的痕跡,這也是無可懷疑的事實。

帶出型

所謂帶出,就是指中國人出國時將道教帶了出去。在中國國力強大的時候,中國的周邊國家如果遇到被侵略的危險,就會要求中國派軍隊支援。例如,日本的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時,當時的明王朝就應朝鮮王朝的要求,出兵打退了豐臣秀吉的軍隊。明朝時中國的關帝信仰日漸興盛,明朝軍隊在朝鮮所到之處也蓋了關帝廟。於是關帝信仰也傳入了朝鮮半島。軍隊後來撤走了,可是關帝廟卻留下了。只是朝鮮的關帝後來從一位忠義的武神演變成了主管人間財富的財神。

越南的北方,從中國廣西的友誼關(原名鎮南關)一直到紅河流域,在歷史上曾有中國軍隊鎮守。那裡至今仍有一些供奉真武大帝的廟觀。真武大帝,即道教的玄天上帝。宋明時期,玄天上帝的信仰曾經廣泛流行過,這些廟觀也是當時中國軍隊帶出去的痕跡。

謀生型

在中國國力衰微時,從清代末年起,由於社會動蕩不安,中國人出現了多次出國的高潮。一次是清代末年民國初年,當時中國正值幾千年的封建制度崩潰,外國列強蜂擁入侵,天災人禍,民眾貧困。於是沿海地區,特別是閩粵一帶的老百姓,有的下南洋,有的去北美,世稱這是第一代華僑。第一代華僑,出國就是為了謀生,他們經濟力量單薄,文化水平低下,只是經過四五十年的艱苦奮斗才在海外站住腳跟。另一次出國高潮出現在1949年前後。

當時面對中國的政權變動,某些對於前途存有顧慮的人紛紛出國,人稱第二代華僑。第二代華僑大多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並且具有相當的文化水平。經過四五十年的努力,他們也在南洋或者歐美站住了腳跟,有的還在商界、學界或者政界取得了一定的地位。

再一次高潮出現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這時出國的人,有的為了求知識拿學位,有的是為了打工賺錢改善生活。他們大多有一定的經濟實力,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他們大多數並無政治上的目的,因此,他們學成以後,或者賺了一點錢以後,又悄然回國。這三次出國的潮流,出現的社會背景、社會條件以及出國人的素質都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他們都是中國人。他們客居於異國他鄉,也把中國人的信仰帶到了異國他鄉,包括道教。

第一代華僑,當時他們下南洋,沒有輪船,沒有氣象預報,在茫茫的大海上,蹲在木船裡十天半個月,說不上甚麼時候就碰到台風、瘟疫和海盜,因此,他們就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神靈身上。他們上船的時候,大多要從故鄉的神廟裡請上一尊神像,或者一枚寫著神號的靈位木牌,同時,從故鄉神廟的香爐裡包上一小包香灰。他們帶上這些護身神物,漂泊在茫茫的大海上。如果順利達到目的地,他們就在沙灘上用木板搭起小屋,供奉來自「唐山」(祖國故鄉的代稱)的神像或神位。時間久了,來自同鄉的人多了,就把神像或神位移供在同鄉會裡,或者某個同鄉的家裡。後來,華人在種植、畜牧、礦山或小商品買賣等方面取得成功,經濟條件得到改善,海外華人就集資購地,建廟。有的廟觀的興建碑文中寫道:「廟觀裡的每一根木料、每一塊磚石、每一根石柱或者石梁,都是從「唐山」帶來的」。因此,他們都自豪地稱自己的廟觀是從唐山「分靈」出去的。不過,這些廟觀大多由同鄉會或者董事會來管理,並沒有道士參與其事。像日本著名的神戶、橫濱的關帝廟一直沒有道士。神戶關帝廟的中元普度道場歷來由日本黃薜宗的和尚行儀。正因為這些廟觀是華僑自發建立的,所以,其中集中了明清以後民間信仰的特徵,儒釋道三教融合。日本的橫濱關帝廟還供奉土地神,馬來西亞的馬六甲還建有城隍廟。城隍和土地都是管理中國土地上的事情的神祇,如今在海外廟觀中變成了「外交官」。

南洋一帶的道士,包括從泉州、福州、潮州和瓊州(海南)等地去的,大多是在二十世紀的三四十年代才到南洋的。這是因為第一代華僑此時已經有能力,也有需要按照故鄉的信仰習俗舉行道教的禮儀活動。所以,他們就要求有道士來南洋主持道教活動。而下南洋的道士則除了要做道場以外,還要種田、養殖或者經營雜貨買賣,以維持生計。下南洋的道士大多屬於南方散居的正一派,道學修養有限,因此,無容違言,隨著第一代華僑出洋的道士的總體水平是不高的。可是,隨著第二、三代華僑而興建和傳播的道教廟觀就不同了。近十年來,香港的青松觀在已故的侯寶垣道長的主持下在海外建立了一系列青松觀,例如:美國青松觀、澳大利亞青松觀、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青松觀、新加坡青松觀、加拿大青松觀等等。這些海外的青松觀都是依靠香港青松觀的財力,按照道教全真派道觀的建制建立的。其內部制度和科儀活動都仿照香港青松觀。盡管海外的青松觀目前都已走上自給自養的道路,但是,他們同當地的依靠鄉緣和親緣建立的道觀不完全一樣。就其總體水平而言,似乎更加規範。當然在這些道觀中的道士,也是近十餘年出國的,其道學水平比較過去的散居道士要高,其科儀活動也符合正統的道教信仰的要求。

海外道教的功能

海外的道教,由於其生存的條件同中國本土的道教所處不同,因此自然具有自己的特點。例如:海外道教保存的派別比較多;海外道教供奉的神祗雜亂而眾多;海外道教的組織化程度不一,有的比較鬆散;海外道教的科儀活動已經大大簡化,但是,有些還保持著某些古老的傳統。

儘管海外道教與中國本土道教有許多不同的特點,但是他們都使用同樣的經典,供奉同樣的神明,因此他們在華人中仍然發揮著共同的功能。這種共同的功能,指的是意識形態的功能,社會實體的功能、文化傳承的功能和溝通神人的功能。除此以外,海外的道教還具有自己的特殊的功能,例如:心靈慰籍的功能、社交場所的功能、民族凝聚的功能。

新加坡的東北部有一個淡濱尼鎮。早年華人前輩在這裡開墾芭地,從事種植、養殖以及淘洗泥沙等工作謀生,形成了許多村落,先後形成了二十來所神廟。淡濱尼鎮最古老的華人神廟是「順興古廟」,初建於咸豐元年(1851年),已有150年的歷史,供奉洪仙大帝。據傳,當年淡濱尼人煙稀少,森林茂密,有老虎出沒,傷害村民。洪仙大帝收服老虎為坐騎,從此民眾平安,虎患斷絕。於是,當地村民遂建順興古廟,供奉洪仙大帝。另外,還有淡濱尼九哩大伯公廟、新芭大伯公廟和洛陽大伯公廟等三座大伯公廟。大伯公原是中國福建和廣東一帶的土地神,又稱福德正神。淡濱尼原來有一條狹窄彎曲的道路,車輛繁多,車禍頻繁,人命傷亡屢有發生。後來,當地華人聚會一致決定,在道路附近建立大伯公廟,祈求村民出入平安。據傳,當地從此合境平安。</ref>《淡濱尼聯合宮慶成典禮紀念特刊》,16、53、77、85頁,新加坡</ref>

現今淡濱尼鎮的二十來所的神廟,因為建設新鎮的需要而聯合建成了淡濱尼聯合宮。淡濱尼聯合宮已經成為新加坡目前規模最大的道教宮觀。每逢神誕之日,聯合宮中祭儀隆重,香火興盛。華人如同在故鄉土地上一樣,在祭拜中向故鄉的神明傾訴和祈求。從這個意義上說,海外道教與海內道教一樣發揮著同樣的溝通神人的功能。

新加坡的女皇鎮有座忠義廟,忠義廟內奉祀關帝。已故的汪水戇先生曾經回憶忠義廟創建的歷史說:「無尾港村當時人口稀少,大家過著寂靜平淡的生活。為了取得心靈的慰籍及村民能有一個聚集的地方,便有需要建一間神廟,讓居民有個祈拜求神保佑村莊家戶平安的地方。在一些村老的推動下,大約在1931年間,便在村裡某一戶家裡設立暫時的神壇奉拜關聖帝君、代天巡狩、大伯公三尊神像。這樣一來,村民就有一個可供膜拜的地方,在晚間大家也可在此聚集聊天,喝茶歡敘。」「幾年後,村莊的善男信女越來越多,家庭式的神壇已不敷應用,大家就商討另找地方,建一間較大的廟宇,當時因為經濟的問題,我便將一間放置貨物的房子,獻捐作為廟用。眾人同意後,在大家同心協力之下,便將這房子重修,以亞答板築的牆的廟宇終告完成,以後便將設在家庭的神壇搬移進來,眾善男信女有個更好的廟宇膜拜。後來大家認為,應取個廟名,大家贊同以忠義廟為廟名,所以忠義廟就是當年取定的」[2]

心靈慰籍

所謂心靈慰籍的功能,指的是,海外華人為了謀生,离鄉背井,奮鬥在海外,生活孤寂,需要心靈的寄托和慰籍。他們雖然人在異國,卻仍然把心靈寄托於故鄉奉祀的神明,希望神明護佑自己的謀生,平安如意,祈求家鄉的親人身體健康。 所謂社交場所的功能,指的是,海外華人在異鄉客地謀生,奔忙勞頓,起初居室簡陋,有事需要與同鄉同胞交往,缺少合適的場所。廟宇原是公產,在故鄉歷來是公眾議事交際的場所,因此,海外華人把家鄉這一傳統帶到了海外,興建廟宇,也是為了華人交際活動的需要。

民族凝聚

所謂民族凝聚的功能,指的是,海外華人生活在異國的不同民族的大家庭之中,他們的共同信仰把他們對於祖國和故鄉的情結外現為一種共同的行為。每當舉行大型的宗教活動時,共同的宗教信仰使他們一起燒香,一起跪拜,團結和凝聚在一起,使他們在艱苦奮斗中獲得一種不孤獨的凝聚感情。

日本神戶的關帝廟歷史悠久,但是面積不大,可是在大殿旁邊就建有供旅日華人聚會的大禮堂,作為神戶華人的活動場所。在神戶關帝廟的門口有一副對聯真實地反映了建廟華人的共同心愿。對聯稱:「精忠扶漢業,福澤蔭僑民」。上聯洋溢著對於祖國的精忠之心,對於民族的熱愛之情。下聯則企盼故土的神明能護佑旅日僑民在海外生活的幸福美滿。從這幅對聯,人們可以感覺到這座廟宇寄托著海外華人多麼深沉而豐富的感情。

參考資料

  1. 陳耀庭:《道教在海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2. 龔群:《道教的國際發展》,《道教文化》第三卷第11期,第27期。

註釋

  1. 《古事記.祝詞》,427至428頁,岩波書店,1958年,東京
  2. 《女皇鎮忠義廟慶祝重建25周年紀念特刊》,15頁,新加坡